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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與周邊真實塗鴉,誰在模仿誰?
2005/7/20

藝術、環境、海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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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海安路藝術造街,這項公共藝術專案成功營造街景藝術,讓藝術介入府城居民生活,並以振興因為不當開發的海安路商圈為目的。策展人杜昭賢獲得台新藝術獎高度肯定,受頒台新藝術獎之「評審團特別獎」。海安路藝術造街成為台灣當代藝術介入公共空間,一個具有相當評價與良好示範的公共藝術專案。當代藝術走出美術館,這種去聖化,貼近民眾,成為類同於「無牆」美術館的一種展演方式,並結合消費文化,成為都會環境與景觀的一部份,已具有相當的發展與歷史。在台灣九○年代裝置藝術的發展下,當代藝術結合都會空間與消費文化,成為策展人試圖揮灑創意的一種新的表現方式。而整個共分三期的海安路專案,其具體目標設定如下:

一、改變破舊老牆的視覺觀感、重塑街道特色,進而帶入人潮與商機。

二、建構藝術街區公民美學,使之成為民眾的日常性生活美術館,培養文化公民。

三、活化街區,激發市民對海安路的未來發展的熱情與展望,共同努力去營造台南市這蛻變中的重要街區。

這相當有別於二○○一年台北東區由張元茜所策展的「粉樂町」,以介入高度現代化與高度消費市場的台北東區,並在藝術作品與消費文化間明顯地畫上邊界的區隔方式。海安路藝術造街當初的策展意圖明顯地不同,策展人有意藉由這個公共藝術的介入,振興因開發不當導致沒落的海安路商圈。在不同的場域、策展意圖與表現方式下,兩者雖然都深獲好評,但也勾起筆者撰寫這篇藝評的動機。公共藝術與消費文化的邊界,以及所引發的環境效應,是這篇文章的思考起點。

藝術介入記憶與創造消費

藝術造街後的海安路,白天與黑夜明顯地不同。這些介入空間的公共藝術品,儘管在白天與黑夜並無太大的差異,但夜晚的紛圍與投射的燈光,使得不論是行走路過或是開車經過,作品在燈光的照射下更加吸引目光,如郭英聲作品《烙印》為例。這裡明顯地,藝術介入時間與公共空間與時間的方式相當值得探討。

這些藝術品被歸類於公共藝術。那麼,什麼又是公共?公共領域與私人空間的關係為何?或許借用哲學家漢那‧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話語,可以作為一個開端。在她《現代人的條件》一書中所說:「公共這個詞描述兩個互相關聯但又不相同的現象:它首先代表所有在公共領域出現、享受最大的被看見與被聽見的公開性的人。對我們,那些會被他人或是我們自己所看到或聽到的外表構成了真實性……再者,公共這個詞描繪了這個我們所共享有,卻又在其中相互凸顯個人不同地位的世界本身。」這其中集體與個人的關係,正是公共藝術介入公共領域,在空間中,創造與建構真實,並藉由集體與個人間的認知與認同,透過空間與時間,所構成的藝術。簡言之,藝術品、公共領域、時間、集體與個人所共同構成公共藝術。

而在時間的序列上,這種夜晚比白天更突顯藝術作品的策略,在消費人潮出現於都會商圈的夜晚,透過燈光的投射來吸引目光與商機,不禁讓人認為這些藝術品並不是藝術品,而只是另一種不同的廣告看板!進而帶入人潮與商機,這麼貫免堂皇的理由,卻在無異之間降低了藝術品在社會中的位階,並且將藝術品淪為一種商品拜物下的活廣告!並且,這些變相的廣告物滲入都會民眾對公共藝術的認知與記憶,更進而麻痺與沉醉在消費的感官中。如果說,按照阿多諾的思想,藝術品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具有抵抗社會的力量,那麼,這些公共藝術品根本可以說是從屬於社會消費力量的廣告,既然已經完全棄守藝術的社會責任,又何必要貫之以「藝術」之名,混淆視聽?!如《牆的記性》這個作品中,不論作品當初構想意義為何,現在早成為一家都會夜店「藍曬圖」的招牌,並成為都會夜晚消費與燈紅酒綠的標誌。

既然消費已成為成功的主要訴求,建構藝術街區公民美學,似乎成為一種將廣告偽裝成藝術品的逃避策略。在作品《請你跟我這樣做》中,按當初藝術家的創作意圖,壁畫上八位鄰近的商家老闆與老闆娘的手勢是發出新舊行業在海安路上的持家事業鼎盛興旺的邀請,並邀請所有路過的路人這麼做,並且邀請民眾擺出與作品中人物相同的姿勢,將攝影紀錄照片傳給策展單位以利出版攝影集。如果說要這種儀式化的模式讓公民一同守護商家的消費或是帶動經濟,就是所謂公民美學,這簡直難以讓人茍同。此外,陳順築藉由舉辦攝影比賽所得優勝作品所妝點出的《市民集體攝影創作牆》之中,試圖拼湊出許多記憶與認同,是一種借用攝影影像裝置出許多記憶的片段。值得注意的是,陳順築在裝置這作品時利用了些許植栽,放置在照片與照片之間。這讓人不禁聯想起照片作為死之自然(nature morte),與象徵自然的植栽間的辯證關係。當然,這種拼湊不同作者的照片的方式是否就可以稱之為公民美學,並贏得公民的認同,又是相當值得思考的問題。而這些藝術品與環境的關係,除了介入消費之外,則與接下來所探討環境美學有相當的關聯。

海安路藝術造街與環境美學

若以自然環境美學的觀點來看,自然的東西在審美上有相當的積極特性,也就是說,自然物在審美位階上高於人工物。然而在海安路藝術造街當中,所謂大自然的物體,如植栽,並未曾在這片都市叢林中並未被藝術家們所大量採用以結合環境。反而以人工物的介入,結合建築與周邊環境為主。這樣的介入空間的方式,使藝術品的生命力相對地降低,而與廣告看板一樣生硬。

取而代之的是偽自然的假叢林。在李宜全的作品《怪花森林》中,佔據牆面的是人工繪出的假森林。不論這究竟是否是對真實森林的指涉,無疑地在審美的過程中這是一種非感官的審美,而要借助心理的審美過程。然而,若以真實的植栽妝點效果會更差嗎?還是這是一種因策展機制所導致藝術位階上被視為精緻藝術凌駕一切(包括大自然)的結果?

或許我們可以從方惠光的作品《Young》中,來探究策展機制造成的藝術位階以及環境中的美學關係。他的作品中,以仿都會塗鴉的方式,作為創作理念。然而,都會塗鴉美學的流動性與隨意性,在這作品中卻被夜晚的燈光所框架住。這其實是策展機制所造成的一種精緻藝術藝術品的位階,相較之下,周邊的真實塗鴉,如圖中四處可見的,究竟是誰先模仿誰?這些真實塗鴉是否才是真正所謂的公民美學?如果說作品《Young》如其作者所說試圖藉由塗鴉風格來妝點都會,那周邊的塗鴉難道就不是一種妝點!?或是,這些周圍的小塗鴉與環境的結合其實更為巧妙?

在審美與環境美學的關係中,無可否認的,這些作品都試圖妝點都會。但是,它們有著過大的策展論述上的包袱。以致於其實介入空間審美的,是藝術機制。雖然它們和空間結合的不錯,但是,在審美過程中所喚醒的感情,是屬於藝術家與心理層面的。而感官層面的美感,則藉由藝術所指向的大眾消費,似乎並不存在於這些藝術品中。公共藝術與環境的結合與影響,尚需要相當時間的考驗。這些人工化的妝點再介入時間與空間之後,是否能引發真正所謂的公民美學?或亦是僅是一個口號而已?

小結

海安路藝術造街這批公共藝術品,跨在藝術與生活的模糊邊界之上。介入時間與空間的公共藝術,在都會街頭這樣的公共領域中,如果我們將這些公共藝術創作視為生產,卻無法把觀看或接觸這些藝術品的行為視為消費。因為這些被稱為公共藝術品的用途,竟然是為了促進真正的物質消費。這些作為都會消費廣告的人工化藝術品,完全不將維護自然環境以及反思與批判都會消費與人工環境為目的,而僅止於在商品拜物的陰影下,公開要求公民認同其美學價值。

當夜暮低垂,這些公共藝術品上的燈光,如同都會舞台上的聚光燈,更是所有廣告看板上的聚光燈。都會街道場域早已充滿五光十色的商品化看板與招貼,然而這些打著藝術品旗號的公共藝術,如同掛羊頭賣狗肉一般竟然公然宣稱藝術是為了促進消費。如果我們僅需要商品消費來麻痺心智,那麼,只要稍微精心設計與整體規劃的廣告看板或是POP都可以達到這批自稱為藝術品的公共訴求,我們又何須這樣廣告化的藝術品來告訴我們需要消費?而這就是如其專案所訴求的「美麗新世界」嗎?或許這只不過是又一次滿足策展機制以及所謂「藝術家」的慾望遊戲。

或許之所以能夠獲得大獎的肯定,在於當今經濟衰退以及振興經濟的國家政策下,藝術服膺於消費,偽裝成另一種廣告的策略。而這批「公共藝術品」或許可以用狄玻爾(Guy Debord)簡短的一句話來總結:當商品已經贏得整個社會生活領域,奇觀便發生了。然而無庸置疑的,海安路計劃是國內難得成功的專案。但筆者藉由思考其中一些觀點,卻不希望這會是台灣爾後公共藝術的唯一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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