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游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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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09

蓓堤娜‧芙利特勒(Bettina Flitner)攝影展─「以汝之名」

(In the Name of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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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游擊隊Dec.9, 2001 於台北當代美術館報導》

2001.12.7~2002.2.24,台北當代美術館展出蓓堤娜‧芙利特勒的攝影展:「以汝之名」,作品為其1992~1996年間所創作的三個系列:「我的敵人」、「我的紀念碑」和「我的心」等黑白攝影作品。作者站在工作室門外的街上,用極短的時間選定數位經過的路人,看其有沒有興趣參與她的創作,而成為她所拍照的於某特殊情境之下,會想要做出某種反應的主角。作者根據其製作影片之導演的經驗,將她的攝影作品元素結合「戲劇性的瞬間」效果,創作出系列有特一主題性的人物寫真。再加上她受到有名的以傳記式題材為主的美國攝影家戴安‧阿布(Diane Arbus)、德國攝影家奧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的影響,使其作品的發展主軸主要是以人為中心的創作。

「我的敵人」的創作動機是因受波灣戰爭的刺激,而將敵對的一方之定義權縮小至個人,詢問被拍者若在不用接受處罰的情況下,會如何對待其認為是敵人的人?於是,參與此項創作的路人可選擇一樣「武器」─作者所買的玩具刀、槍或是從劇場借來的道具如矛等,在照片中擺出攻擊的姿勢,或成為顯示他們所要捍衛的想法之道具,訴說他們如何對待其認為是敵人的人。

在此一系列中,有一位女性選擇拿著斧頭和一布袋,用堅定的眼神、擺出強悍的姿勢而被拍了下來,下面有一段德文寫著:「那些強暴小孩子的人,都是我的敵人。我會先試著與他們談話,若他們無法了解我,我就會殺了他們。我在六歲及十三歲的時候就被強暴了,是我親生父親及鄰居。」唯一一個沒有拿武器的女性也在這系列中出現,其下寫著:「我的敵人是一個人,我認識他一輩子了。他總是瞧不起我,然而我不能拿起武器對付他。他現在93歲了,哪天他死了,我就會很高興。」

第二個系列是應文化局的邀請而產生的,主題設定為讓參與者說出,其認為因此而值得去豎立一座紀念碑的作為為何。有位婦女說道:「我的名字是雷吉娜‧莉克勒,我應該因為我過去的兩年而獲得一個紀念碑。那真是個災難啊!首先,我失去了工作─食品雜貨店的經理,後來我的母親去世了,我的丈夫在醫院結束生命。然後,我家的水管爆裂!」另一位看來神氣堅強的婦女說:「我的名字是潔西明娜‧杜伯。一個紀念碑?應為我永無止境的奮鬥。每件事我都要自己來做。我必須身為一半女人、一半男人。我的父親是索卡西亞人,是土庫曼馬夫的後裔。我希望我總是能說:我是自己完成每件事的,全部都是我自己來。」

因為這些作品是從街上選取攝影題材而來的,所以其展場也就決定回歸到街道上,且放大成真人般大小的尺寸,以期與其他路人發生互動。「我的敵人」系列的展場就是在德國柯隆大教堂附近,往聖安東尼教堂的路上放置作品,而在教堂中祭壇的位置擺放最後一張作品,且於展覽期間,作者拿著攝影機,拍攝路人在看到其作品的種種反應(看起來像是紀錄片般的形式)。有趣的是,會在片中對拿著攝影機的作者發表意見的大多是上了年紀的人,有位看來是社會上中流砥柱的青壯一輩則笑著用手遮住鏡頭。而且,居然沒有年輕人出現在鏡頭裡面,倒是有小女孩皺著眉頭、不安地看著作品的畫面。

大多數的男女表示作品太過於暴力,這世上已充斥著太多的暴力行為,若再讓這些展示拿著武器的人、寫滿煽動性言語的作品出現在街頭,不會教壞、鼓勵那些走在路上的青少年從事暴力、復仇行為嗎?有的男性表示他們不相信被拍者的故事,覺得那是被拍者甚至是作者編撰出來的。有的男性認為,一些讓被拍者指明其所要復仇、殺掉的對象是教宗、政府官員等(這些部分在台灣沒有展出),這種言論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極為不妥,簡直是種公然散佈、宣傳煽動性謀殺宣言的行為,是很暴力的,甚至只會為作者打開知名度(雖是負面的)。所以,這些男人對於教堂裡面看不到神職人員,而又放任作者擺放這些照片的行為感到不解。

然而,當作者問觀者能不能同情這些被拍者的遭遇時,除了不相信的人之外,有的男人沉默不語,有的女性雖表示這些內容太過暴力,但她可以理解這些被拍者的心情。有一位女士甚至應作者要求,分享了她的經驗:在第二次大戰時被俄軍強暴,那時候同住在防空洞的父母並沒有幫上忙。現在,她沉澱了傷痛,反而鼓勵女性應該抒發其傷痛,多與家人、朋友分享經驗。

這些作品抒發者也以中年以上的婦女居多,不快的經驗、傷痛隨著歲月累積。然而,她們要比年輕女性來得更願意去表達自己的不滿,又更有經驗去處理種種不愉快的狀況:「我的敵人?是想要搶走我皮包的人。首先,我要用矛的尖端去戳他的胃部,再踢他的腳。接著,我會跑走。」。有位婦女表示,她可以了解在這種情形下的心理反應,因為她到了50歲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麼,才有經驗、敢勇於去面對種種突發狀況!所以,她不想再回到年輕的時候了。

難道,就因為畫面上這些拿著武器、張牙舞爪、述說著悲傷仇恨的人是女性,特別使觀者反感呢?還是不管男女,只要表現出充滿攻擊性的言行舉止,都會有如此反應?作者表示,一開始她展出被拍者們有男有女時,反應較不激烈,後來展出全部都是女性故事之系列作品,尤其是「我的敵人」系列,所引起的爭議非常激烈,例如「我的敵人」系列在展出的第二天就被破壞了,不是被刀子劃、就是被塗鴉,或是被推倒在地上(在德國,「我的敵人」系列作品做成像平面看板似的,隨便擺放其靠著街上的路燈就展出了。在台灣,這些作品則高高在上的放在沒什麼路人經過的當代館前小小空地)!後來又找來警察檢舉這些充斥著暴力想像、舉止的作品,使得這些照片被收了起來,被迫停展,直到文化局下令說明展覽的正當性,才得以繼續展覽!

有人可能會很好奇,怎麼都沒有男性被作者選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難不成她刻意只挑選女性作為被拍對象。其實,作者當初在詢問男性關於「我的敵人」所設定的問題時,通常他們只說出些沒經過什麼思考、不深刻的答案,例如「因為我今天心情不好,街上看到隨便一個人都想通通殺掉」之類,不像女性們會願意說出那些沉澱在心中已久,不管多長時間都無法遺忘的沉痛過往!兩者比起來,身為女性的作者會願意選擇誰作為創作的主角呢?!前兩個系列探討的是有關仇恨與榮譽的主題,難免會出現比較悲傷的故事,且畢竟也不像「愛情」這樣的主題,會是女性比較關注的成分。於是,作者接著開始探討佔有女性生命中大部分的主題─「愛情」,想說用這樣的前題去尋找欲參與創作的路人,應該會聽到讓人覺得愉悅、欣喜的故事。然而,作者所挑選出來的人們,訴說的仍是那些在過去的悲慘情境下而又獲得特殊救贖的「心」:

「他們都認為我是容易受男人勾引就上床的女孩。而我有像歌星雷菈‧林達般的歌喉,我失去了它,因為我被強暴而且倒在寒地上失去意識。後來我有了女兒,她救了我的生命。」

「我的心屬於我的男朋友,我和莫姆一年多了,我喜歡他的任何一方面。但是我不想和他結婚。決不!結婚從來沒好下場的。」

此系列作品雖然有些其他讀來令人十分傷感的經驗分享,不過觀者都可以從中發現屬於她自己、甚至是屬與其自己的「救贖」!

12 月9日下午,蓓堤娜‧芙利特勒本人有出席在台北當代館的作品發表會。看完這些作品後,難免想詢問作者:德國的女性都比較堅強嗎?答案很可惜的是:不是的!而且,其實德國女人的處境和台灣的女性差不多。表面上男女的職權分工沒有那麼地明確,你可以依能力、興趣往自己想要發展的方向前進。然而,既有的性別意識、社會傳統與古老、深沉地心理禁忌因素仍舊主宰人心,尤其是身為既得利益者的父權結構組織,怎麼可能會有歷臨身為女性才會有的待遇處境的機會,進而產生「自覺」而想要改變這個社會!更慘的是,台灣的男人都認為副總統是女人,男女應該已經平等了。若已經如此,為什麼有人說要介紹男朋友給呂副總統?!她老是喊著被污名化、被妖魔化,而又總是被當作笑話來看待?!(雖然都已經是老新聞了,但其中意義請自己去思考)

然而,身為女性,不一定要各個皆是人家看來「激進偏激」、「歇斯底里」的女性主義論者,要能對他人處境「感同身受」,進而想想自身,思考個人能為這樣地社會貢獻什麼心力,不要不自知地成為共犯的一環。例如蓓堤娜‧芙利特勒的被拍女性,除了拍照形象外又描寫記錄了這些姊妹們的遭遇,並不是要這些女人對悲傷際遇加深其沉痛控訴,而是拍下了她們運用各種方面、不同程度、經驗的自我抒發,藉此與其他姊妹們引起共鳴,昇華後產生發揮團體效應的自我、甚至是集體的療傷,希望使觀者能像作者所拍攝這三個系列的女性形象一般有生氣、堅忍,懷有滿腔爆發情緒的能量,保留歲月抹滅不掉卻又能適時宣溢的塵世記憶。(本文作者服務於某婦女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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