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昕,〈論業餘攝影的美學與政治〉,《再寫攝影》


站長按:很久沒有更新書摘這個單元了。映像書齋的分享起源於當年在做研究時,所做的參考文獻筆記,最初都是用鉛筆一字一句抄寫在筆記本上的。由於這幾年的工作比較偏向實務,這方面的研究基本功也比較少能夠接觸,直到最近的疫情讓人有多一點時間在家看書而不是出門攝影,換個角度想也是好事。但是由於是書摘屬於私房筆記用途加上已是自己啃噬了通篇文字所摘出的點與線,對於沒有將原文通篇仔細看過的人來說或有發生斷章取義的情狀,因此還是要強調建議大家閱讀原始文章。

而這次所選出的文章,是華文攝影評論的先行者郭力昕老師的作品。郭老師的攝影評論不但言之有物,結構也屬嚴謹,這不用我多說。而這篇文章恰巧也和個人早年研究攝影的政治與美學有關。從文章可以一窺攝影的再次平民化,將人道關懷從”他們無法自己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表述”的紀錄風格逐漸轉向第一人稱視角的主體建構過程與方向。


郭力昕,〈論業餘攝影的美學與政治〉,《再寫攝影》,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2013。頁:74-80。


  1. 台灣近年來以靜態或動態之「業餘」影像作為自我培力、重建主體、介入公共空間、創造社會行動的理念和方式不斷有新的實踐。……本文試以台灣近年的靜照為討論對象。(P.74)
  2. 我只是藉著本文所介紹的幾組業餘攝影的案例,反省影像生產之專業意理中的文化霸權,並且因應著物質條件的演進,思考影像美學和政治的多元可能。(P.74)
  3. 攝影的專業主義理念,有一套從知識、教育到實踐場域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sed) 歷史過程。這套制度化的運作,形塑了各類攝影的專業美學標準,也建構了攝影的專業主義迷思。(P.75)
  4. 書刊雜誌大部分談專業器材和技術,也逐漸有國外名家的攝影經典作品集、攝影史、以至於少數攝影論述的書籍出現,這些遂繼續鞏固著攝影必須要以專業視之的效果。(P.75)
  5. 以知識建構專業或專業感,更具權威的管道之一,是通過高等教育對攝影課程/系所的建制。……也有民間的攝影組織或機制,提供攝影專業身分或級別認證……從沙龍、新聞到藝術範的國內外各類攝影競賽,以及大大小小的專業攝影​​藝廊、美術館等展覽空間和機制,共構並緊固了攝影作為專業的文化制度。(PP.75-76)
  6. 弱勢、邊緣、底層的社群,若要以書寫來重建自身的主體意識,文字或繪畫可能仍然是一個門檻相對很高的書寫媒介,而照相則容易上手得多。「業餘攝影」於是成為主體重建的一種重要方式。(P.76)
  7.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簡稱TIWA) 是比較早開始以攝影和錄像作為外勞培力的一個社運團體。……TIWA對「移工攝影工作坊」的定位非常清楚:它是「勞教課程而非學院術教育或是民間沙龍攝影進修班,其重心是放在學員作為移工身分的自我關照和與社會的互動關察。」(PP.76-77)
  8. 協助都市民的生活與權益的「台灣當代漂泊協會」也於2008年展開「紀錄人生攝影班」,讓遊民通過相機和照片爭取發聲和尊嚴,並改變自己的生命狀態。……攝影班最重要也是首要之處,是恢復人的自尊感,透過彼此鼓勵、打氣,讓一雙雙顫抖甚至變形的手,舉起相機。」他們舉步維艱地參加攝影課程,在三屆的攝影班裡,相互分享自身的拍照經驗與生命際遇,進而直接面對自己在都市邊緣角落的各種殘酷處境。(P.77)
  9. 自1992年起,公開控訴日本軍人於二戰期間強爭(一瓢飲按:按文脈”強爭”應為”強徵”之意)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的阿嬤們,在「婦女救援基金會」的支持和協助下,…… 以影像和故事更進一步地打開了自己。專攻藝術治療的吳明富老一面帶工作坊,一面記錄阿嬤們嘗試使用數位相機的過程,見證了一個身心治療工作坊如何從創傷治療,開展成一個自我實現與賦權的實踐經驗。(PP.77-78)
  10. 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不僅止於底層階級或邊緣人,被國家或地方的經濟發展主義逼到窒息、走投無路又手無寸鐵的都市居民,面對政府的經濟開發或都更暴力時,攝影也成為他們發聲與抵抗的行動方式之一。……政府雖然拆除了房子,驅走了居民,但這個具有政治批判與文化反看的藝術行動,卻讓在地的攝影創作者們保有了影像,和影像承載的集體歷史記憶。(P.78)
  11. 另一個以影像抵抗的實踐,是高雄市大林蒲的環境公害攝影行動。…….以影像監督公害污染指數,捍衛村民的基本生活品質和環境權……(P.79)
  12. 上述五個以「業餘攝影」作為抵抗的實踐案例,……這些影像實踐試圖抵抗主流社會對這些群體長期以來的忽視、遺忘,或者歧視、犧牲。進一步説,這些受害者在影像創作中,是和影像相互培力,讓彼此的意義能動一起提升。(P.79)
  13. 這些餘攝影的實踐,也就一定程度的產生了抵抗既有主流影像美學及其知識系統的作用。當然,這個抵抗未必都是具有自覺的實踐;(P.80)
  14. 因為「業餘攝影」畢竟相對地沒有「專業教育」的影響、或説「專業包袱」,或者,因為以影像作為政治話語的行動分子,有意識地思考這些問題,遂能夠鼓勵出攝影表現的各種可能(例如kuso的影像) ,我們因此可以期待業餘攝影作為一種表述方法、美學概念或政治行動,有可能開創攝影與自身和政治更為直接、緊密的意義連結。(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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