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些個人因素，“映像咖啡顯影”作為2001年就開始撰寫攝影評論的欄目，近年較少為文論述相關議題。或許是隨著年齡漸長，深深感受即使攝影評論撰寫地再努力，對環境的改變與影響遠不如將時間更多地花在創作上。即便如此，對大環境的關心還是沒有改變。
而隨著網路的發展與社群APP的普及，可以發現有許多對藝術環境有意見的人們，如雨後春筍地在網上抒發批評。我留意到其中匿名的臉書粉專“靠北藝術”上，對攝影藝術相關領域的批評意見，似乎佔相當高的比重，那麼有趣的來了。經過這麼多年“民主自由”土壤的孕育，攝影藝術創作的環境是更好了嗎？如果是，會在“靠北藝術(kaobei Art)”上有那麼多批評嗎？
本文試著透過一些基礎觀察，嘗試剖析為何“靠北藝術”上的重災區一直離不開攝影藝術。
人品，資源，“圈子”：與被「靠北」的基因
這些年在“靠北藝術”上的攝影相關批判對象，無非是針對以下幾項：有針對空間場域與團體的，也有針對展覽與活動的；當然也有針對藝術家／藝評家個人的。雖説少部分「靠北」流於情緒化，但言之有物的批判依舊不少。按照個人觀察，多數離不開人品，資源與“圈子”的交互組成所影響的結果。
首先是“人品”這部分，多數人應該都很容易理解，比如在me too 事件成為風潮時，不只是藝術各領域都有人被爆料或舉報，攝影相關人士自然不例外。但是攝影和其他領域不同的地方是，似乎攝影人很早就習慣於透過狹小的觀景窗看到自己的慾望的反射。例如為了求名求利比賽得獎，必須潛入禁地才能取得好視角是拍還是不拍？為了鳥類生態攝影參賽，把鳥巢附近的生態全部踏平更有所聽聞。雖說作品不等於人品，但“攝影成功人士”是否有品？長久行為沒品導致被「靠北」不也很正常？
有資源才能辦大事，如果攝影相關人士為了求名求利，那麼想取得資源的就是遲早的事了。曾有法律相關專業朋友說過，依照其從業經驗，所謂家產就是越無恥的人得到的越多。按照人性，人品好的在短時間取得資源多的機率的可能性會比較高嗎？而攝影相關領域來說想要取得各方資源的本身競爭難度，因此在這樣“內卷”的情況下，時不時因為資源分配引人眼紅被「靠北」也就不太意外了。
AI給我的回答是：人品缺失卻具有資源和圈子最容易引來「靠北」，似乎還有點道理，但這您也覺得真是這樣嗎？
至於“圈子”之所以能夠匯集一群人，除了交朋友外，更多的時候，混圈，是有資源的為了延續資源，沒資源的想取得資源的一種途徑。當資源被一群人壟斷的時候，粽子頭對“自己人”的照顧，以及對非我族類的打壓，這種華人世界“傳統文化美德”，造就多少對人不對事的連續劇，時間久了又怎麼不會引人「靠北」？
關於圈子這個議題綜合了人品與資源相對複雜，以下用兩個群體來具體說明如下：
“圈子”之一：“學會派”—話語權與透明度的爭議
不可諱言自台灣有相機以來業餘攝影都離不開攝影學會。“學會派”在這裡指的是業餘攝影透過定期聚會切磋攝影相關技術與藝術的民間社團，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並不單指某特定的攝影學會。筆者還是學生時，在公園內練習寫真，遇上一位攝影學會的老先生熱情邀請，也曾因此參與過一陣子的學會活動。在那段時間裡，個人深刻地認識，攝影學會的核心可以說是中產以上有一定社會歷練和成就的圈層社交交朋友的場域，至於攝影藝術的追尋是放在濃厚的“人情味基礎”之上的非必要條件。在此共識下辦辦外拍，聯誼旅遊；辦辦比賽，互相加冕成就。當有錢有閒，透過攝影這樣共同的興趣交交朋友，本身也是好事一樁。不過當一群本身就不是藝術相關專業出身，卻又要掌握攝影評審這種話語權，“理事長”的藝術權威和標準要怎麼定？
曾有一位得過不少海外攝影獎的朋友跟我分享了他在“學會派”的奇遇。由於長期需要輸出照片，這位朋友得知他消費的店家只要是某攝影學會的會員就有打折，出自於長期需求於是他果斷加入該攝影學會。而在瀏覽該學會資訊時發現有所謂“榮銜”可考，於是立刻準備了得意作品送審，然而沒有過審也沒有得到什麼具體理由。雖然這位朋友也不引以爲意，直到在某次輸出照片時巧遇了該學會的大佬，一番交談認識後，在大佬的“勉勵”下，他又將相同的一組照片再送一次，竟然就順利過審了。而我個人也有類似奇遇，在某次攝影個展出的時候，遇上了小時候參加攝影學會時的理事長，完全對我沒印象的大佬從頭到尾沒少講過難聽話包含器材亂用之類，直到我問了他其他學會大佬的現狀，他老人家立馬改口變成我拍的很好直接點讚。
藝術評價好壞看人情幾乎等同評分先看照片背面的作者是誰，誰認識誰這樣的“透明度”評價標準大概是這“學會派”對大環境攝影藝術的影響比較讓人深思的部分。曾有另位朋友在某直轄市辦的美展攝影類獲得了個小獎，在頒獎晚宴時，親見大獎得主在席間向某評審表達感謝，沒想到該“學會派”評審直接當著一幫眾人說道：「老早就跟你說過你那張一定得獎啊。」當這樣內舉不避親也都不遮掩了的“自己人”文化，又怎麼不會引發「靠北」？
“圈子”之二：“學院派”—主體性找尋的迷思
相較於“學會派”，“學院派”的組成大多是受過攝影藝術相關訓練並取得學位的，本身對東西方攝影史和攝影美學有著較相似的學術基礎，“學院派”中也有不少在大專院校中任教攝影的老師們。相似的背景有著相同的理想追尋，而在這30年左右的時間內，有兩場以“學院派”為主要核心力量的攝影藝術主體性運動，一直對當今台灣的攝影藝術土壤都有深刻的影響。而這兩場運就是“我們的大學需要攝影系”，以及“我們需要攝影博物館”。結果大家也都知道了，攝影系在有和沒有之間，而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是這五年一直在“靠北藝術”上是被提及的熱點。
兩個運動也等同攝影資源的爭取，時間正巧就是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的前後，並且隨著政黨輪替，興起了一波所謂“台灣主體性運動”。或許是巧合或許是社會氛圍的影響，不論是攝影系或是攝影博物館的爭取，論述模式和政治上的“台灣主體性運動”有那麼相似與巧合，成為了一種“攝影主體性運動”：攝影要被重視是應該需要與必須的理所當然，並且沒少借用政治性語言。
然而時至今日，台灣在政治上最終並沒有走向“獨立建國”的情況下探討什麼才是“台灣性”本身已有侷限，但已經“獨立建館”的國家攝影文化中心，迄今似乎也沒有能看到具體形塑出“什麼才是台灣的攝影藝術”這樣的學術成就出現。是“學院派”沒有努力的機會或是沒能持續發揮影響力嗎？或許並非如此，更可能的是因為一開始就藉由政治語言給了場域過高的意識形態標準與理想追求，但是在理想的背後並沒有一個可以落實的方案或是相關具體規劃方向，卻又長時間被置身在超高標準的社會期待中，最後也因為主體性找尋的迷思如同摸著石頭過河成為被「靠北」的潛在目標。而場館因為管理等諸多因素被「靠北」，也就類似政治現實與經濟現實相衝突的延伸，過高的理想終究難免導致與現實脫節。而這難題如何能解？或許就算有同時具備人品與熟悉圈子，又不堅持用人唯親的人才能長時間投入資源也不容易破解吧。
都市傳說：兩位攝影“教父”間的二萬張黑膠唱片之謎
“靠北藝術”最有趣的地方，不僅只是對藝術相關領域的批判或無的放矢，而是讓人看見更多人性的反射。此外還有一項有趣的地方，那就是時至今日解嚴已經快40年，但是還是可以看到在“靠北藝術”上還是有那麼多“不解決問題，只想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的言論出現。
未必所有藝術家都喜歡“圈子”，文章的最後回頭來說人品與資源。記得曾聽過的一個都市傳說：數十年前的台灣曾有兩位有才華的年輕人一起合力製作了一個廣播節目。在那個沒有錄音帶ＣＤ更沒網路沒手機的年代，為了節目的製作兩位才子從各種管道包括海外搜集了共約兩萬張黑膠唱片。數年後節目結束，當其中一位想起那些自己長時間嘔心瀝血付出的黑膠唱片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唱片早已被全部打包一空，兩個人從此就不好了。
多年後兩位都分別成為攝影藝術“教父”級人物，也先後都有了“子承父業，克紹箕裘”的孩子繼承資源。那麼你覺得，如果這個都市傳說是真的，哪一位的孩子可能會對攝影藝術發展的大格局有更多貢獻？哪一位的孩子比較有可能在“靠北藝術”上有較高的曝光率呢？